集权下的分权

任何人都知道,极左年代的集权达于极致。但现在我却要告诉你:实际上,那时的分权也比任何时候都严重!极端的集权与过分的分权寓于一体,这种奇异的现象,不仅应勾起人们的历史记忆,或许也应由此得到某些政治哲学的启示。今天,人们基于现实的考虑,或许更关注分权,但不是一般的分权,而是“集权下的分权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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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权之巅

这里所说的权,当然指权力。如果是权利,或许每个人多少有一点儿,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。权力呢?你我都不沾边,去管什么集权分权干嘛?不为别的,就是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祸福!

袁世凯没干几年好事,就做起了皇帝梦,导致生前身后的多年纷争,还不是他独裁惹的祸?独裁当然就是极端的集权。北洋时期,国家四分五裂,每个省督都成了土皇帝,国家的统一名存实亡,还不是过分分权的结果?这就显得集权分权两不是了。而且,更吊诡的是,民国究竟集权惹祸还是分权作祟?是民国的权力过于狂野难以驾驭,还是民国的官员素质太低执掌不了权力?

可见,集权分权之事,远不简单,并非两句口号足以说明一切。

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调是“分散权力”、“下放权力”。现在谁都知道风向变了,新闻里叫得最多的是:“集中权力”、“加强领导”、“东西南北中,某某领导一切”……。当下集权似乎已达于极致。但或许会有人立即反驳:某些土皇帝依然在自行其是呢。如此说来,当下主要是集权还是分权,还无从认定。连这样一个事实判断都难定论,还谈什么集权分权!

上面所用的思路,就不足以理清问题!关键在于:集的是哪些权力,分的又是哪些权力?70年的权力史,最不清楚的恰恰就在这里!

草野小民,确实是井蛙之见,根本不知道“权力王国”有多大多复杂!宇内有多少权力被人追逐?真可谓无数无数!试举其要:政治权力,包括组织权力、纪检权力、宣传权力;行政权力,包括部门权力、地方权力;经济权力,包括财政权力、外贸权力、金融权力、产业权力;文化权力,包括审批权力、发行权力、引进权力……。如此林林总总,岂不形态万端?所说的集与分,究竟指哪种权力?此问题不好回答,且放一边。

此处的主要问题是:何谓极端的集权?一个想当然的回答就是:

大多数权力集中于某个个人或者机构,谓之极端的集权。

不知是否有人认为“当下正是”。但我宁可另举一例:极左年代的集权达到古今中外之最!对此证据多多,但要一一列举却不容易。既然要证明的是极端的集权,岂能不举极端的例子,幸而这种例子不少。尼克松首访中国,国宴上用什么菜;文革中乒乓球队首访日本,领队该是庄则栋还是另选他人;《人民日报》的头版文章用什么标题……,诸如此类,没有最高领袖裁定,是没有人敢作主的。这种程度的集权,你说该称什么?

只是这样一来,最高领袖即使日理万机,也忙不过来了。其实,并不至于此。诀窍就在于:还有一位次高领袖在,所有送达最高的东西,都经其手。而这位副领袖的工作效率、机敏圆通,都属世界之最!结果是:经周上送最高的东西不会太多,且选择恰到好处,如此岂不事事皆得要领?不过,就是这样聪明盖世之人,仍然有失手的时候。尼克松访华时,周负责谈判,对于双方的联合公报颇多折冲,通宵达旦之后来不及请示,周少有地拍了板。谁知竟闯下大祸!倒也不是当下训斥,而是在事过一年之后,翻出旧账,由最高层开会批判周的“投降主义”!批判会竟然整整开了数周,差点要了周的命!

集权如此,还能说没登集权之巅?谁还想要超过就很难了。

分权之极

极端的集权与极端的分权,岂不恰恰是两个极端?对比之强烈,一定有一番令人震骇的景象。谁都知道,70年来的主调是集权,到哪里去找极端分权的事例呢?可能大出你的意外,极端分权就出自极端集权的年代,那就是集权下的分权。这就应了一句格言:两极相合!

要举极端分权的例子,最好是看那些似乎最不能分的权如何给分了!中国人历来信仰“人命关天”,夺人之命,自然就成了天大的事情。董必武老先生当最高法院院长时,对于死刑复核权是抓住不放的。但到文革中,就没有人能挡得住新的潮流了。首先,死刑复核权被下放到各省。但一些人还是嫌杀人太慢,将死刑判决权下放到了最低一级。是人民公社吗?那还没到底呢,直达老百姓手中的“贫下中农法庭”!这样一来,岂不人头滚滚?北京大兴县、湖南道县、广西某些地方,就出现了这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。

抢“杀人权”的并非都是“贫协”中的好汉,亦不乏有身份的人士。某地经历了一场大型武斗之后,要处置对方的俘虏。不知道为什么,竟然没有人记得“不杀俘虏”这一条普世通则,就经草草审判后就地处决了!主事者是一位我熟悉的大学政治部主任,并非胡作非为之辈,不知怎么就没想到,俘虏是不能杀的;即使要杀,他也没有这个权力。究竟是那时的人疯了,还是那时的权力真的下放了,此后再没有人去问个究竟。

教育并不像杀人那样事关天理,但还是有人依然记得“百年树人”这句古语,并非可以随意为之。但偏偏办学权很干脆地下放了,而且下放得一塌糊涂!记得我早年见到的一条标语是:人人上大学,人人办大学!“人人上大学”当然是无人不喜的美事;但人人办大学,就有点令人纳闷了:普通人哪来这个本事?但在现实生活中事情简单得多,就在第二天,我就看到挂出来的一块牌子:某某某大学。主办方是一家地地道道的中学!看来,“办大学权分散到基层”这种事,似乎并不使人为难。今天想来,那种分权的景象也实在够惊人了。而且那还是在一个极端集权的年代!如每个人都预料到的,那所大学并没有办成功;当然也不可能成功。事后,所有人都好像从没有这回事一样,既没有人谈论,也没有人被追究。

什么叫“分权的极致”?你能说这还不是!

也不是什么权都可以分。文革高潮时,竟然有人想入非非,试图体验一下老革命家当年建功立业的滋味,在一个小县城干起大事来。一个据说是大学生的人,成了一个造反组织的司令。那时自称什么司令,倒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;全中国少也有几千个司令。但他的下一步就属胆大妄为了:正式宣布建党,而且首先给自己发了党证!至于他的党是否隶属于北京,却有意含糊其辞。党的组织大权岂可贷给他人?小地方的一介平民,还敢异想天开?这不就铸成了滔天大罪,就等上面来收拾他了。但后来居然没掉脑袋,真算此人命大了。

统极而分

集权与分权统于一国的事实,已经展示过了,不应再有什么疑问。但其机理如何,却仍需某些分析。

一般来说,无论集权还是分权,都只是中性词,并不直接关乎价值、社会制度与道义评价;而且,在绝对的意义上,集权、分权都是普遍存在的,是权力的常态,无论特别提倡或者特别拒绝,都没有什么意义。但是,极端的集权与极端的分权,却不是权力的常态,而是变态或者病态,是需要规避的东西。

在现代法治条件下,不存在极端集权的问题;极端集权只能是专制政治的产物。因此,下面的分析建立在专制政治这一框架之上。我的主要结论就是:

在专制条件下,极端的集权必然导致极端的分权。

如果用一个简洁的词,那就是统极而分!这一结论当然需要证明。我所依据的逻辑的要点如下。

独裁权力的有限性——对于独裁者可能作的各种评论中,最准确的一个就是:独裁者不是上帝,因而不可能全知全能!而不幸的是,独裁者的特殊抱负、妄自尊大、猜忌他人,却往往倾向于揽下尽可能多的权力,排除所有不能或不敢信任的人。但他并不能真正行使揽到手中的权力,只能将其授予那些容易控制的低级助手。于是形成这样的局面:一些整块的权力被拆解为大量的分散权力,分掌于资质不等的各色人士之手。

极端集权下的权力分红——独裁者必定是天下最吝惜的人,因为从根本上说,他不愿意他人分享他的一丁点儿权力;另一方面,独裁者又是天下最慷慨的人,因为他必须笼络尽可能多的人,其代价就是付给属于国家的公共品,最有吸引力的公共品当然是官职。他知道附属于官职的权力仍然是他的,因此并不担心被别人真正窃去。这样,就有了独裁者主导下的权力分红。拿出来分红的权力已经被刻意碎片化;因此,权力分红的结果,自然是权力的高度分散化。

乱局下的权力瓜分——独裁政治从来都是坏政治,或迟或早会陷入乱局。一旦局面失控,各路枭雄就会纷纷出来,争抢那垂涎已久的权力蛋糕。权力被瓜分之后,结果只能是极端分权的局面。

有了这些理由,权力必定统极而分,就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了。

权力的边界

现在,如果有人诬称东方某某是独裁者,就一定有人理直气壮地说:“呸!川普才是真正的独裁者,而且是世界头号独裁者!”

确实,如果我是美国人,一点也不能为川普辩护,他就像一个独裁者啊。凡是批评独裁者的那些话语,哪一条不适用于川普?他独断专行,竟然以推特治国,天大的事情,就凭他几条推文定了,哪有华盛顿的一众高官说话的余地?事无大小,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:美墨边界修墙、耶路撒冷设馆、退出伊核条约、对华加税……,哪一件不是川普自作主张?他闻过则怒,不惜动粗,赶走批评他的记者;他随意进退官员,在白宫再难找到一个没被他换过的老臣;他专横恣肆,在华盛顿政界,有谁没挨过他的骂?

这些,大体都是事实。只有一条,使人觉得川普当独裁者不太够格:如果有人问川普,2021年入主白宫的是谁,他不见得比其他任何人知道得更多!这样一来,就有一点让人犯糊涂了:如果川普还不算独裁者,难道还有谁比他更集权吗?或者更学究气一点:独裁与集权有什么区别呢?我不知道美国人是否有这样的纠结,中国人似乎难免有一点,无论他对川普及其他某人是崇拜还是讨厌。

在当今世界,说集权尽出东方,而西方独尚分权,这肯定不是事实。像丘吉尔、里根、撒切尔、川普这样的强势领导人,称其行事如同独裁者,大概少有人反对。而像锦涛大伯这样的东方领袖,没有任何人会说他是独裁者。如果仅仅以集权、分权而论,对东西方的施政风格很难界定什么差别。无论集权还是分权,都遍及全世界;对其程度的比较与区分,肯定无人能说清楚。

有多少集权,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!问题的症结何在呢?

问题就在于权力的界线与规则!

对于权力,中外人士都说过许多狠话:管住权力、约束权力、监督权力、将权力关进笼子里。这些话肯定没错,但如果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一切,那么这只是一些空话。你能说,对于监督权力,我们比西方说得少些?问题在于,恰恰没有人关注下面这句话:

厘定权力的边界,不让权力越过边界!

但这也不是什么高深理论,不过是现代政治学的常识。然而,我们这里的理论家,却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这些常识,根本不愿意触碰它!大人物曾说出一句经典名言:大权独揽,小权分散。如此力透纸背的话语,让许多人倾倒!但就是没有一个人去问,至少去想:大权与小权的界线在哪里?更没有一个人去理清楚:那些为数不少的国事权,哪些是大权,哪些是小权?大权归谁,小权又归谁?

政府官员回答不了这些问题,也不应由他们来回答!约束住大大小小的权力的界线,该由一种力量来划定与守住,它叫作法律!法律该由立法者而不是行政官员来制定,由司法者来裁决。这一大套东西,叫做法治!我们的父母官,不太知道权力需要边界,更不知道权力的边界在哪儿,他们将时间全用在呼喊一句口号:

依法治国!

这几个字浅显通俗,人人能上口;但倘无举措厘定并守住权力的边界,即使喊一百年,恐怕也成就不了什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