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革之初，在著名的“怀仁堂事件”中，谭震林选择了充当反极左的急先锋，而李富春则选择了甘作温和从容的谦谦君子。此两人同为革命元老、政治局委员、副总理，几乎可以肯定同样愤恨极左的文革派，而两人的选择却如此不同。能够由此断言：谭是勇者而李是怯者吗？后来人们当然知道，在那个时候做勇者，要付出的代价究竟有多大。对于这一点，李或许看得比较清楚，而谭则很可能估计不足。当这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之后，人们依然还在思考：即使是勇者，也不能承受哪些代价呢？
只赖德行？
最近，一个社会学学者放言：自己并非勇敢而是恐惧！可见，承认自己不是勇者，并不是什么特别丢人的事情。在这个遍地风险的世界上，没有人能在每件事情上都做勇者。我更不耻于承认：自己岂止不是勇者，实际上胆怯异常！
说自己胆怯，当然没有问题。但若说别人胆怯，就有无端贬抑之嫌。不过，我还是不惮放言：人类中就是胆怯者居多！这样，对勇者就不能不给予更多的敬意。我总觉得，胆怯是一种生物本能，而非道德缺陷。人类这个物种不可能太勇敢。在自卫能力上并不特别具有优势的物种，如果太无畏，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就难以保存下来。在看《动物世界》时，看到一大群斑马在几头狮子追赶下狂奔逃命，不免生出感慨：斑马们不也太窝囊了吗？但转念一想：斑马怎么能对抗狮子呢？同样，在遇到恶徒时，也很难要求人人都去做拼命三郎！
好多年前，我在乘长途公交车时碰上了劫匪。那个劫匪也并非彪形大汉，似乎也没有什么凶器，就是剽悍逼人，竟然镇住了一车人，无人敢吭声。大家就是眼睁睁地看着，那个劫匪抢了周边几个人之后扬长而去。在那种场合，我自认怯懦，根本当不了勇者。
不妨设想一下：如果孔夫子恰恰也在车上，他会挺身而出，与劫匪拼命吗？孔圣人当然是道德高尚之人，“杀身成仁”一类的话也说过不少。但我还是断定，孔夫子不太可能与劫匪拼命，他会认为这样不值得。但究竟是因为“不值得”还是本能的恐惧，并不好定论，只是人们不情愿直说圣人胆怯罢了。
这样，人类就面临一个难题：在危难之时，如何要求人们作勇者呢？既然胆怯是一种常态，怎么能谴责那些不能作勇者的人呢？但如果完全没有勇者，又该如何书写人类的历史呢？人们还是希望至少有一些人宁愿挺身而出。在这件事上，道德应起什么作用呢？道德大概不能要求人们，在任何时候都做拼命三郎；但也不认可任何时候都胆小如鼠。那么，道德上的那个平衡点应当放在何处呢？我不相信，有人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。
与其陷入道德空谈，倒不如换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：何必太拘泥于个体选择呢？就个人而言，具体境况千差万别，个人选择也可以多种多样，岂可一概而论？即使有一些大放光彩的个案，也未必能作为通例。过分的道德评价，无益于改良社会。对于社会的关注，应当高于对个人选择的品评。“路见不平拔刀相助”的那种古道热肠，不如换成对公共问题的一份关注。今天的公共问题多多，例如：
人们可能遭致侵犯的社会风险有多大？其主要来源是什么？
如何评估风险？人们能承受多大的社会风险？
什么样的道德氛围有助于降低社会风险呢？
德行与勇气，无疑都是社会的宝贵资源；但一旦成了唯一可赖的东西，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是危机四伏了。正因为我们的社会几乎从来都是危机四伏，才特别觉得勇者的宝贵。勇者的形象，已经深深地嵌入我们的民族意识；它不再只是一种道德楷模，而且也成了一种审美标杆。正因为如此，一些勇者的故事才具有经久不息的吸引力。
以命相搏
在大众中，武松、李逵那种勇者，无疑受到最大的欢迎。但那不过是匹夫之勇！在士大夫中，更受欢迎的是另一种类型的勇者，即像魏征那样敢言的勇者。魏征尚属幸运，得以善终；更多想学魏征的人却送了性命！因此，这一类的故事，多半是以命相搏的惨烈故事。
如果要举出一个命运最为不堪的古人，大概非伍子胥莫属！伍子胥这个楚国流亡者，曾辅佐两代吴国国君，为吴国崛起于诸侯，尤其是为吴国翦除心腹之患越国，可谓呕心沥血，死而后已！面对“卧薪尝胆”的越王勾践，吴王夫差掉以轻心，屡屡失误。已经将自己的命运与吴国国运连在一起的伍子胥，岂能视而不见，岂能不犯颜直谏？但已经陷入越王圈套的夫差，其意志却是一座撼不动的山，伍子胥就只能以命相搏了。他最终确实献上了自己的性命，却还是挽救不了吴国的败亡。伍子胥应当进入古往今来最大的勇者之列；生命的代价对于他当然珍贵至极，可惜并不能换来什么，只是留下一个凄婉的故事！
今天，还有多少人知道伍子胥其人呢？
与伍子胥比起来，明代的海瑞或许知名度更大一点。在伍子胥死去两千余年之后，为了进谏，仍然可能送命！我们的文明，似乎完全空耗了两千余年光阴，皇权仍然至高无上，进言者仍然是最危险的职业，仍然需要随时准备以命相搏！海瑞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官场异类，他竟然将古圣先贤的箴言，真正当成官场戒律了，一生信守不渝，克己奉公，到了一尘不染的程度，以致全家人跟着他吃苦一辈子，老母去世时竟无钱买棺下葬！无论古今，这种人早就该被官场淘汰，但海瑞却奇迹般地得以幸存，而且因偶然的机会被嘉靖皇帝拔为谏官。皇帝碰上这种人，还能听到什么好话？但真正戏剧性的是，海瑞将他的角色演绝了：他在进谏之日，居然实实在在地抬了一具棺材！在那个时代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，那具棺材装着他的尸体抬出来，绝对是一个大概率事件！他居然活着出来了，要么是命大，要么是他“怪异”的名气实在太大，乃至皇帝都不好要他的命了。
海瑞故事的续篇更有意思。1960年前后，领袖突发奇想，认为海瑞值得作为当代高官的榜样，号召高干们敢于提意见，提倡五不怕，即不怕撤职、不怕开除党籍、不怕坐牢、不怕杀头、不怕离婚。我一直觉得，这简直荒唐极了：你不给进言者设置五可怕，岂不什么事都没有，何须别人五不怕呢？提倡五不怕，岂不恰恰是提醒进言者注意五可怕吗？高官们在意的当然正是五可怕。总之，没有一个人天真到真的去学海瑞。领袖似乎意犹未尽，竟然授意他人写学习海瑞的文章。于是就出了一个叫吴晗的獃子，他竟然真的动起笔来，写了那个著名的剧本《海瑞罢官》。沉寂4年之后，领袖组织力量万炮齐轰《海瑞罢官》，这就揭开了那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，这是后话。
以名相搏
对于士人来说，像伍子胥、海瑞等彪炳史册的进谏者，既是体现浩然正气的榜样，也是明哲保身的殷鉴。这种挥之不去的千年心结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就是“以命相搏”四字，似乎也一直管用。只是到了今天，“丧命”才逐渐成为一个小概率事件；“以命相搏”也代之以“以名相搏”。对于勇者而言，后者是否是一个较轻的代价呢？
只要用一个例子，就能对最后这个问题作出否定回答。
要说的是彭德怀。1959年彭在庐山，既没有发神经，也没有心血来潮学海瑞，而是对当时大跃进造成的危机，有一种农民式的本能担忧，写了那封被主公称为《意见书》的信，从此陷入灭顶之灾，在受尽折磨之后于1974年去世。整整15年的软禁中几乎不得安宁，那种苦难，恐怕不是伍子胥、海瑞所能想象的。
尽管如此，彭德怀并没有“搏命”。他未必怕搏命。他自早年投军，几乎苦难一生，大概是那种早已将生死置之于度外的人。我相信许多出生入死的军人也大抵如此。但也不能因此就说，他在庐山完全没有恐惧。那么，连命都不要的人，会怕什么呢？领袖所鼓励的那五不怕，彭德怀几乎都体验到了。党籍还留着，却是名存实亡；头还留着，恐怕他也宁可杀头也不愿忍受临死前的那段骇人折磨。实际上，彭德怀只有一怕，即从此被“革出教门”，不再是“党的人”！恰恰就是这一怕，成了彭作勇者的代价。彭德怀好歹还算个人物，如果因为进言而成了“敌人”，岂不是从天上跌入了地狱？一世英名，岂不给全毁了？这一点，却使彭德怀不由得不怕，这让他寝食难安。
彭德怀所付出的这种代价，是当时所有的高层人士都最不愿付出的。就是与彭德怀同案的黄克诚、张闻天、周小舟，可以说都是有理想、有节操、有胆略的人，是被人景仰的勇者；他们能不爱惜自己的“名”，能甘愿被革出教门吗？但他们全都付出了这种未曾预计到的代价。于是，在彭德怀之后，几乎就不再有这种勇者了。
1966年的怀仁堂事件，是毛时代的最后一次“以名相搏”。那些参与者，至少是其中最激烈的人，如谭震林、陈毅等，在付出了自己的代价之后，都不再坚持当勇者了。
无需勇者？
那个创作了《海瑞罢官》的吴晗，还曾写过《海瑞骂皇帝》，其中也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思想。只是在那个时代，仅仅这一标题想必就会让人心惊肉跳！在最高权力者如同上帝般不容冒犯的年代，说出“骂皇帝”这几个字，就是想象力的极限了！
只有专制时代，才造成了海瑞、彭德怀这样标杆式的人物，同时也造成了崇拜这类人物的文学作品、民间传说、民众心理、甚至英雄情结，这一切都既凄婉又荒唐，除了记录了一段耻辱历史之外，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文明价值可言。它甚至无法激起人们去咀咒、鞭挞那个时代；那个时代甚至不具有被人联想的价值，唯一正常的愿望，就是跨越那个时代！
人类固然永远需要勇者，但出现彭德怀这一类的勇者，却不是人类的幸运；应当让那样的时代永远成为过去！这很容易吗？或者，今天已经成为现实了吗？不妨作一个小测试，询问一下周边的人：彭德怀这种榜样有永恒的价值吗？我不知道人们会如何回答。或许，还有不少人并不熟知彭德怀其人，或者并不认同彭之所为。我就曾看到这样的奇文：它抨击彭德怀在庐山不该背离了维护领袖的大义！对这一类的说法，当然无需浪费一个字去加以评论。但我不能不深感悲哀：这不正表明，需要彭德怀的时代还远远没有过去吗？
如果不再需要彭德怀，那么同时也就不再需要英明领袖！恰恰这一点，不太可能被多少人认可。人们多半会说：如果领袖都如同唐太宗那样英明，从谏如流，岂不就能避免彭德怀那样的悲剧？不可能！就是唐太宗本人，都不能肯定绝不迫害进言者。他只活了50岁；如果他能活到80岁，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在50岁之后迫害进言者呢？我相信，“50岁之后的他将不再是唐太宗”，是一个大概率事件！我宁可相信权力的逻辑，而不相信善意的推测。最英明的领袖，都改变不了权力的逻辑。如果根本没有了英明领袖，而只有民选领袖，即使是最差劲的，也绝不可能将意见不合者软禁15年！
如果不再需要彭德怀，也就不再需要在朝堂上“以名相搏”。对于戴上“机会主义分子”、“修正主义分子”等帽子的恐惧，仅仅是意识形态统治下的特有现象，是“政教合一”产下的怪胎！在法治条件下，“政见不合”当然也可能丢官，但绝不可能被革出教门，因此就不致有名誉根本受损的那种恐惧。马蒂斯不再做川普的国防部长，或许有些失落，但并没有成为谁都不敢接近的“背教者”；彭德怀在庐山之后不再当国防部长，就连故旧都不敢再和他同乘一架飞机！
如果不再需要彭德怀，也就不再有五不怕的勇者！提出“五不怕”本身，恰恰证明了存在“五可怕”！五不怕的人再多，都不能带来政治清明，只能加重专制下的悲剧！一旦去掉了五可怕，即使英烈殿中少了一些五不怕的英灵，国家将无限扩大言论空间、增加创新的机会、激活社会的潜力……岂非国家之福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