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格尔斯在《人的现代化》一书中提出了“传统人格特质”和“现代人格特质”，就时间观念而言，他认为传统人的时间观念往往不强，而现代人格特质的工业国家的人民往往严格守时、珍惜时间。姑且不论他在对“传统”与“现代”进行二分之前就已有的价值判断，在我们的认知里，用钟表精确计时的确是现代化的产物。那么，在没有钟表、日历或者说没有随身携带的时间仪器时，农民怎么记录时间的痕迹，又怎么测算出时间点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作息呢？
一.记年：领导人、人生大事
在田野访谈时，最让调研者头疼的问题是常常“问不出”具体的时间点，任凭你让农民怎么回想，他也无法确切的告诉你到底是一九几几年或贰零几几年。但是大概的时间段他们是不会搞混的，比如“在毛主席那时候啊，修这条路的时候是集体劳动的！”“那时候，还是邓小平吧，队上组织大家挖的水圳！”“胡锦涛那时候搞新农村嘛，（我家）那时候盖的房子”……他们无法确切地告知你时间节点，但是他们能准确地说出时任中央领导人，并以中央领导人在任的时间来记录事件的发生时间。这是第一种纪年模式。
这种纪年方式的好处是基本不会出错，虽然无法准确反映具体的年份，但是根据领导人的任职时间及政策出台时间可以大致推算出年份。
除了告诉你“领导人那时候”之外，农民还会用一件“人生大事”发生的时间来记录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时间。比如“我家老大娶老婆的头年，拆的土房子，盖的新房子！”“（我们）队上分田那年，我们分的家，因为（我哥）想多分，就吵吵着要（分家）。”“他（村支书）当村干部那时候修的（我爷爷的）风水，那时候他帮忙批条子”……
仔细分析会发现这种用一件人生大事（如婚丧嫁娶、盖房子等）来记录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时，这两件事间往往都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，比如“盖房子”是因为大儿子要成家，父母要提前在别处盖新房；队上分田与家里分家，是因为有家庭成员想多分好田；村干部上任时间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这名村干部一上台就帮了自己。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比前一种纪年方式更加准确，在记录人生大事发生前后时间段发生的事件，农民的记忆一般都比较清晰，只要能找到诸如“人情礼簿”“收款单据”等为数不多的记有精确时间的物证，基本上可以较准确推算出某事件发生的年份。
在年份、日期这种时间上，除了写在“人情礼簿”上的时间会被精确记录（如：丧期，不但要精确到年月，日期时辰都记录在礼簿的首页）外，其他大部分时间，农民都只有个模糊概念，他们记得时任中央领导人，也用自己人生中的大事来佐证其他事件。
二.记日：口口相传，生活经验
许多农民文化程度不高，也没有上过“农学系”或者“农业学校”，但是在农作物的某个生长周期该做些什么，他们比谁都精通。因为这些知识并不来源于书本、学校，而是来源于父辈们口口相传的生活经验。
就如二十四节气，几乎在农村生活耕作的农民，都能倒背如流。哪个节气该插秧、哪个节气可以种花生、什么时候该耙田……他们从不会有差错。
那么在没有日历的情况下，怎么记住日常生活中的月份、日期呢？
社会交往中的信息交换和公共活动的反向强化发挥了重要作用。首先，农村中的绝大部分人记的都是农历。若非外出务工、求学、经商，很多时候他们不记公历。而一般情况下，他们是不会忘记农历的日子的，如果真的忘了，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询问邻里乡亲，另一方面还因为有的公共活动需要他们记住日期——赶集、庙会等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赶集是尾号逢一、四、七的日子，九十年代以来改成了逢单数赶集。所以有时候在田间地头会听到这样的对话，“今天初几来着，初九还是初十？”“什么初九初十，都十一啦！”“噢哟，那今天可以去赶集哇！”可以说，在这种互相问询中，大家“一起”记住了日期。
至于一些红白事、学校的报名时间，邻里间人都会提前打听好，农历几月初几谁家办喜事，然后大家邀好一起去赴宴。最能说明农民习惯用农历的是开学报名的时间，大家会提前打听好公历9月1号是农历八月初几，然后把这个换算过来的农历日期口口相传出去，“八月初几是报道的日子，别忘了带孩子去啊……”
这种记日期的方式并不依靠严格的日历，而是基于共同生活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，老一辈在生活、劳动实践中将节气口口相传给下一辈，大家记住了节气、日子和农作间的关系；平时的共同劳动和较多的生活交集，让大家都记住了具体的日子，即便短暂遗忘，也能很快知道；某些公共活动的固定举办日期，反向要求农民有准确的日期观念，促使他们去了解具体时间。
要说明的是，这种记日子的方式都是具有非常强的现实功用的，他们记日子的指向是当下和未来，是为了用来指导自己的生活，比如红白事、开学日期、赶集日期等等，都是为了等到时候按期去办事，而不是为了记录过去，所以如果你要问一个农民“你上个月分别是哪几天到赶集？”他可能就支支吾吾想不起来了。
三.记时：鸡叫、日月、“做工量”
在很长一段时期里，农村是没有手机、手表的，后来逐渐有了座钟，但是这面钟也只能在家的时候看，而且必须跑到堂屋正厅去看，那在没有手机、手表、座钟的时候，农民怎么记时呢？
我们听到了这么几种记时方式：
一种是鸡叫。公鸡一般会啼三次，第一次是半夜十二点左右，第二次是凌晨三点左右，第三次是将近天亮（这个在不同的季节又有所不同）。所以农民可以依据鸡叫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作息，如果家里第二天有匠人要来，那在第二遍鸡啼的时候就得起来把准备工作先做好，如果第二天没什么大事，那就可以在第三遍鸡啼的时候起来准备早饭，然后叫醒家庭成员。
第二种是看日月。“就看我家对面那座山，太阳在山顶正上方的时候差不多要吃午饭，太阳贴着那山了差不多是下午三四点，太阳没下去了，慢慢天黑，那就是六七点了。”“我们看影子啊，我家这个屋檐角的影子，如果打到台阶上，就是上午九十点，如果打到正厅甚至没有，那就是吃午饭，如果打到空地上那块石头，就下午四五点了……”通过这两番描述，我们大概知道，农民可以根据太阳和生活中常见物象的相对位置来判断大致时间。那么在没有太阳的夜晚呢？我还听说了一种看月光的方式，只是可惜老人家没有表述太清楚，大致意思也是月光的影子可以看出大概晚上几点。
第三种是看“做工量”。在既没有太阳影子，又没有手表的时候，农民可以根据“做工量”来估计所花费的时间。“我们经常干活的人，大概都能知道做了多少就差不多要吃饭了！比如这块田，我铲完这个田埂，差不多要一上午，所以吃过早饭出门，铲完了，就差不多是午饭时间。比如打柴，我下午三点多出门，包走路包打上两担柴，差不多就要天黑了，就回去做晚饭。”农民在长年累月的劳动中，能对完成一项劳动所需的时间有着较为准确的估计。所以他们在劳动时，能根据做完或做到一半的工量来估计已经出门多久了。
生活中农民的智慧是无穷的，除了我们以上所列的记时方式以外，还有许许多多的方式被实践着，只是我们尚未发现或未整理成文字而已。这些勤劳勇敢的人们在工具匮乏的年代用自己的智慧指导了生活，实在令人敬佩。
现代关于时间观念的讨论已经汗牛充栋，一般认为在农耕社会，人们用的是“自然时间”，即根据自然景物判断的模糊的时间，因为人们的作息与天候息息相关，些许时间上的误差不至于造成太大影响。而精确地记录某个时间点，或把生活中所有的事件都记下时间地点人物，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，所以大家都习惯了这种模糊的自然时间。
而工业社会讲究的是效率，“时间就是金钱”，要求将所有的资源实现最佳配置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必须借助工具来精确记录时间，并根据时间将人、物精细配置。
后一种记时方式正逐渐取代前一种记时方式，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，手表、时钟、手机等工具渐渐普及，农民也越来越有了条件也有了意识去精确把握时间了。两种方式对比，后一种方式更容易为现代文明所接受，但不管哪一种记时方式，可以肯定的是，理解农民的时间观念必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农民的价值世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