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格尔斯在《人的现代化》一书中提出了“传统人格特质”和“现代人格特质”,就时间观念而言,他认为传统人的时间观念往往不强,而现代人格特质的工业国家的人民往往严格守时、珍惜时间。姑且不论他在对“传统”与“现代”进行二分之前就已有的价值判断,在我们的认知里,用钟表精确计时的确是现代化的产物。那么,在没有钟表、日历或者说没有随身携带的时间仪器时,农民怎么记录时间的痕迹,又怎么测算出时间点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作息呢?
一.记年:领导人、人生大事
在田野访谈时,最让调研者头疼的问题是常常“问不出”具体的时间点,任凭你让农民怎么回想,他也无法确切的告诉你到底是一九几几年或贰零几几年。但是大概的时间段他们是不会搞混的,比如“在毛主席那时候啊,修这条路的时候是集体劳动的!”“那时候,还是邓小平吧,队上组织大家挖的水圳!”“胡锦涛那时候搞新农村嘛,(我家)那时候盖的房子”……他们无法确切地告知你时间节点,但是他们能准确地说出时任中央领导人,并以中央领导人在任的时间来记录事件的发生时间。这是第一种纪年模式。
这种纪年方式的好处是基本不会出错,虽然无法准确反映具体的年份,但是根据领导人的任职时间及政策出台时间可以大致推算出年份。
除了告诉你“领导人那时候”之外,农民还会用一件“人生大事”发生的时间来记录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时间。比如“我家老大娶老婆的头年,拆的土房子,盖的新房子!”“(我们)队上分田那年,我们分的家,因为(我哥)想多分,就吵吵着要(分家)。”“他(村支书)当村干部那时候修的(我爷爷的)风水,那时候他帮忙批条子”……
仔细分析会发现这种用一件人生大事(如婚丧嫁娶、盖房子等)来记录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时,这两件事间往往都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,比如“盖房子”是因为大儿子要成家,父母要提前在别处盖新房;队上分田与家里分家,是因为有家庭成员想多分好田;村干部上任时间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这名村干部一上台就帮了自己。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比前一种纪年方式更加准确,在记录人生大事发生前后时间段发生的事件,农民的记忆一般都比较清晰,只要能找到诸如“人情礼簿”“收款单据”等为数不多的记有精确时间的物证,基本上可以较准确推算出某事件发生的年份。
在年份、日期这种时间上,除了写在“人情礼簿”上的时间会被精确记录(如:丧期,不但要精确到年月,日期时辰都记录在礼簿的首页)外,其他大部分时间,农民都只有个模糊概念,他们记得时任中央领导人,也用自己人生中的大事来佐证其他事件。
二.记日:口口相传,生活经验
许多农民文化程度不高,也没有上过“农学系”或者“农业学校”,但是在农作物的某个生长周期该做些什么,他们比谁都精通。因为这些知识并不来源于书本、学校,而是来源于父辈们口口相传的生活经验。
就如二十四节气,几乎在农村生活耕作的农民,都能倒背如流。哪个节气该插秧、哪个节气可以种花生、什么时候该耙田……他们从不会有差错。
那么在没有日历的情况下,怎么记住日常生活中的月份、日期呢?
社会交往中的信息交换和公共活动的反向强化发挥了重要作用。首先,农村中的绝大部分人记的都是农历。若非外出务工、求学、经商,很多时候他们不记公历。而一般情况下,他们是不会忘记农历的日子的,如果真的忘了,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询问邻里乡亲,另一方面还因为有的公共活动需要他们记住日期——赶集、庙会等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赶集是尾号逢一、四、七的日子,九十年代以来改成了逢单数赶集。所以有时候在田间地头会听到这样的对话,“今天初几来着,初九还是初十?”“什么初九初十,都十一啦!”“噢哟,那今天可以去赶集哇!”可以说,在这种互相问询中,大家“一起”记住了日期。
至于一些红白事、学校的报名时间,邻里间人都会提前打听好,农历几月初几谁家办喜事,然后大家邀好一起去赴宴。最能说明农民习惯用农历的是开学报名的时间,大家会提前打听好公历9月1号是农历八月初几,然后把这个换算过来的农历日期口口相传出去,“八月初几是报道的日子,别忘了带孩子去啊……”
这种记日期的方式并不依靠严格的日历,而是基于共同生活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,老一辈在生活、劳动实践中将节气口口相传给下一辈,大家记住了节气、日子和农作间的关系;平时的共同劳动和较多的生活交集,让大家都记住了具体的日子,即便短暂遗忘,也能很快知道;某些公共活动的固定举办日期,反向要求农民有准确的日期观念,促使他们去了解具体时间。
要说明的是,这种记日子的方式都是具有非常强的现实功用的,他们记日子的指向是当下和未来,是为了用来指导自己的生活,比如红白事、开学日期、赶集日期等等,都是为了等到时候按期去办事,而不是为了记录过去,所以如果你要问一个农民“你上个月分别是哪几天到赶集?”他可能就支支吾吾想不起来了。
三.记时:鸡叫、日月、“做工量”
在很长一段时期里,农村是没有手机、手表的,后来逐渐有了座钟,但是这面钟也只能在家的时候看,而且必须跑到堂屋正厅去看,那在没有手机、手表、座钟的时候,农民怎么记时呢?
我们听到了这么几种记时方式:
一种是鸡叫。公鸡一般会啼三次,第一次是半夜十二点左右,第二次是凌晨三点左右,第三次是将近天亮(这个在不同的季节又有所不同)。所以农民可以依据鸡叫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作息,如果家里第二天有匠人要来,那在第二遍鸡啼的时候就得起来把准备工作先做好,如果第二天没什么大事,那就可以在第三遍鸡啼的时候起来准备早饭,然后叫醒家庭成员。
第二种是看日月。“就看我家对面那座山,太阳在山顶正上方的时候差不多要吃午饭,太阳贴着那山了差不多是下午三四点,太阳没下去了,慢慢天黑,那就是六七点了。”“我们看影子啊,我家这个屋檐角的影子,如果打到台阶上,就是上午九十点,如果打到正厅甚至没有,那就是吃午饭,如果打到空地上那块石头,就下午四五点了……”通过这两番描述,我们大概知道,农民可以根据太阳和生活中常见物象的相对位置来判断大致时间。那么在没有太阳的夜晚呢?我还听说了一种看月光的方式,只是可惜老人家没有表述太清楚,大致意思也是月光的影子可以看出大概晚上几点。
第三种是看“做工量”。在既没有太阳影子,又没有手表的时候,农民可以根据“做工量”来估计所花费的时间。“我们经常干活的人,大概都能知道做了多少就差不多要吃饭了!比如这块田,我铲完这个田埂,差不多要一上午,所以吃过早饭出门,铲完了,就差不多是午饭时间。比如打柴,我下午三点多出门,包走路包打上两担柴,差不多就要天黑了,就回去做晚饭。”农民在长年累月的劳动中,能对完成一项劳动所需的时间有着较为准确的估计。所以他们在劳动时,能根据做完或做到一半的工量来估计已经出门多久了。
生活中农民的智慧是无穷的,除了我们以上所列的记时方式以外,还有许许多多的方式被实践着,只是我们尚未发现或未整理成文字而已。这些勤劳勇敢的人们在工具匮乏的年代用自己的智慧指导了生活,实在令人敬佩。
现代关于时间观念的讨论已经汗牛充栋,一般认为在农耕社会,人们用的是“自然时间”,即根据自然景物判断的模糊的时间,因为人们的作息与天候息息相关,些许时间上的误差不至于造成太大影响。而精确地记录某个时间点,或把生活中所有的事件都记下时间地点人物,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,所以大家都习惯了这种模糊的自然时间。
而工业社会讲究的是效率,“时间就是金钱”,要求将所有的资源实现最佳配置,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必须借助工具来精确记录时间,并根据时间将人、物精细配置。
后一种记时方式正逐渐取代前一种记时方式,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,手表、时钟、手机等工具渐渐普及,农民也越来越有了条件也有了意识去精确把握时间了。两种方式对比,后一种方式更容易为现代文明所接受,但不管哪一种记时方式,可以肯定的是,理解农民的时间观念必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农民的价值世界。